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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高为师

2011-9-6 13:31| 发布者: 珍惜现在| 查看: 417| 评论: 0

摘要: 一代宗师——蔡元培 (1868—1940) 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、教育家。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功绩卓著。毛泽东称他为“学界泰斗,人世楷模” 。     蔡元培出身于商贾之家,少年时期饱读经史,17岁考取秀才,18 ...
一代宗师——蔡元培 (1868—1940)

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、教育家。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功绩卓著。毛泽东称他为“学界泰斗,人世楷模” 。   
  蔡元培出身于商贾之家,少年时期饱读经史,17岁考取秀才,18 岁任塾师,21岁中举人,24岁中进士,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。1898年 戊戌变法失败,他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,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 路。同年9月,他弃官归里,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。二十世纪初,他 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,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,致力于打破封建 主义教育,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。1906—1916年间,他赴德法留学, 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础。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, 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,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。1917年任北京 大学校长后,提出“思想自由”、“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,对北大 进行全面改革,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,成为研究学术、传播新 思想、培养新人才的基地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他积极主张抗日,与 宋庆龄、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,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, 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。晚年,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,努力 促成国共合作。蔡元培的一生,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, 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,功绩卓著,影响深远。 蔡元培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,后人将其收入《蔡元培选集》、 《蔡元培教育文选》和《蔡元培全集》中。   

  蔡元培非常重视健全人格教育,提出“五育”并举主张。1912年 初在出任教育总长时提出,教育方针为“在普通教育,务顺应时势, 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”。同年2月,他在《对于新教育之意见》 中,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、实利主义教育、公民道德教育、世界观教 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主张。他把教育分为“隶属于政治”与“超轶乎政 治”两类。隶属于政治的有军国民教育、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 者;超轶乎政治的则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、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 三者。他认为,两类五种教育均不可偏废。为了强兵富国,需要军国 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,但“必以道德为根本”。公民道德即“自由、 平等、亲爱”,亦即儒家的“义、恕、仁”。他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 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揉合在一起,主张培养现实社会的完 全的人格。但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,使人达 到最高精神境界,因此还必须有世界观教育,即引导受教育者超脱现 世,领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。他认为,这种世界观教育是知、情、 意、德、智、体诸者的统一体。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,不能依靠 经验或理论,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,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。他 主张“以美育代宗教”,各级学校、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。蔡 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,是以军国民教育、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, 以道德教育为中心,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,以美育为桥梁。   

  “思想自由”、“兼容并包”,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 的办学方针。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。大学是“囊括大 典,网罗众家”的学府,应该广集人才,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, 让其互相争鸣,自由发展。墨守成规,抱残守阙,持一孔之见,守一 家之言,实行思想专制,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发展的。他说:“对于 学说,仿世界各大学通例,循‘思想自由’原则,取兼容并包主义。” “无论何种学派,苟其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 者,虽彼此相反,而悉听其自由发展。”“对于教员,以学诣为主”。 他要求学生要“以研究学术为天职”,“砥砺德行”,“敬爱师友”; 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,进行独立评判,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 种学会和研究会,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学术的能力。蔡元培 主张学与术分校,文与理通科。他认为学与术,既有联系,又有区别。 学为学理,术为应用,学必借术以应用,术必以学为基本,两者并进 始可。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,而习之者旨趣不同,所以治学者可谓之 “大学”,治术者可谓之“高等专门学校”。至于文理资料,互有交 错,治学者不可局守一门,应当沟通各科界限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, 他把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,取消文理各科界限,并且改“学年 制”为“选科制”,使学生能“专精之余,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”。 蔡元培还提出“教育独立”的主张。他认为,“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 人,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,完成他的人格,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 子的责任;不是把被教育的人,造成一种特别器具,给抱有他种目的 的人去应用的。所以,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,保有独立的资格, 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。”即教育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 或各派教会以外。   

  蔡元培的教育主张,能根据本国需要,兼采各国所长,“食而化 之”。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对中国教育的发展,特别是高等教育 的革新,起了推动作用。

教育家:叶圣陶

1894年生于江苏苏州。原名叶绍钧,笔名有柳山、桂 山、郢、郢山、华秉亟等。1899年进私塾读书,1907年进 公立小学,一年后进苏州公立中学。中学时期,喜读外国 小说,开始接触文艺,曾与同学组织诗会放社。1911年中 学毕业,后历任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教员,还当过编辑,编 过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妇女杂志》和《中学生》等刊物。

  解放后,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、教育部副部长、人民教育出 版社社长;历任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,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,中 国文联委员,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。 叶圣陶早在1914年就开始用文言文写短篇小说,五四 运动前后改用白话写作。1921年初,和茅盾、郑振铎等人 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,提出“为人生”的主张,并严肃认 真地进行实践,这时期的作品有短篇集《隔膜》(1926)、 《火灾》(1923)、《线下》(1924)、《城中》(1926)、《未厌集》(1928)、《抗争》、《四三集》(1936), 散文集《脚步集》、《未厌居习作》,诗歌集《雪朝》 (1922),长篇小说《倪焕之》(1929)等。作品题材广泛,内容丰富,从不同角度、不同侧面暴露和讽刺了旧社会的黑暗,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悲惨命运。在看到兴起的革命力量之后创作的作品,则充满了对光明的热切追求。

  早在1920——1921年间,叶圣陶就为少年儿童创作了《儿和影子》、《拜菩萨》、《成功的喜悦》、《小鱼》、《两个孩子》和《损害》等多篇小诗,这些以儿童生活为 题材的诗作,充分体现了“五四”以后科学与民主的时代 精神,既能教育孩子,又提醒了成人对儿童教育问题的关 注。1921年冬天起,他致力于童话创作。1923年,出版了第一部童话集《稻草人》,这部作品,鲁迅在1935年称它 为“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”。1931年,又出版了第二部童话集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。以后,又写了《聪明的野牛》、《鸟言兽语》、《冥世别》等童话,还 创作了童话歌剧《蜜蜂》、《风浪》等。

  早期童话,竭力勾画出一个美丽的人生,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;不久,意识到与其以意想的美去陶冶儿童,远不如为他们展露人世的不平。后期童话,一面无情地讽刺、鞭挞反动腐朽势 力,一面热情地歌颂群众斗争和革命力量。新中国成立后, 于1956年写了《一个少年的笔记》,生动地记述了一个少年在成长中的精神世界,想象丰富而美丽。同年,出版了《叶圣陶童话选》。1979年,又出版了《稻草人和其它童话》。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和教育家,作为当代的“语言大师”之一,叶圣陶在我国儿童文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,是我国 现代童话创作的重要奠基人。

解读季羡林

季羡林(1911-)语言学教育家和梵文学者。山东清平(今临清)人。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。1941年获德国格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1946年回国。后任北京大学教授、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、副校长、校务委员会副主任、南亚东南业研究所所长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、二届委员,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,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、中国南亚学会第一届会长,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副会长,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会长,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,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一届会长。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。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、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。长期从事印度古代语言文学、印度佛教史、中印文化关系史及吐火罗语的研究。著有《印度古代语言论集》、《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》,还有《大唐西域记》等。

今年10月15日,在学界名流为季羡林先生举行的90寿诞茶话会上,我们终于有机会走近这座学术文化高峰。季老是一座山,近之,愈觉其高;季老是一部书,读之,愈觉其深……

  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

  镜头一:金秋,怀着无比自豪与兴奋之情的天之骄子从各地云聚燕园。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,看见一位穿旧式中山装的守门人模样的老头,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,自己去报到。老头没说什么,答应了,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。9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,旁边有人说:“您回去吧,我替他看着。”可老人说:“还是我等他吧,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。”那位学生回来后,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3天后的开学典礼上,这位学子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、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!……教授给新生看行李,好像并不难,许多名人达官不也是常上街头搞义务为灾区贫困地区献真情吗?可是刻意为之与本能为之,却有雕琢与率性之别。《中庸》说:“率性之谓道。”人本来都是平凡的,可当许多人都要显得不平凡时,那个衣着和行止都平平常常的人,就自然露出他的不平凡来了。老子所说的“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  镜头二:刹那间,季老的小波斯猫毛毛蹿上了他的肩上和头上,正在拜访季老的摄影家魏德运捕捉住这一刹那,照相机喀嚓一声,这个刹那便成了永恒。小猫的突然攻击,按理说似乎会让人大吃一惊,或者会大火一番,然而照片上的季老却安详慈祥,一副含笑不露的表情,显然这次突然袭击带给他的是莫大的欢愉。面对这一刹那留下的永恒,季老曾经感到疑惑:这就是自己吗?但猝然临之,露出的才是真面目啊。联想到对融贯于中国几千年文化中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深信不疑,季老认为,这种思想最生动的表达方式,就是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两句话:“民,吾同胞;物,吾与也”,“与”就是“伙伴”的意思。他不但深信之,而且 “笃行之”。这张照片算是一个意外的证明吧。

  季老喜爱动物,跟怀有各种各样动机去爱宠物的一些人不同,他关心身边这些“伙伴”的命运,甚至为它们背着沉重的感情十字架,为一些孤苦、弱小生灵的命运伤感、悲苦。他经常为一些小动物、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,为一些小猫小狗流泪叹气。有一次,燕园中他平常最爱走的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人砍断,他看到藤萝上初绽的淡紫的一串串的花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信息,还在绿叶丛中微笑,忍不住为它们伤感:“它们仿佛成了失掉母亲的孤儿,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,连痛哭都没有地方了。”

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

  季老的面貌,最让人注意的是两个大大的眼袋。那不是常见的一种寿征,那眼袋里藏的是眼泪;他的眼袋之所以大,是因为感情太深,流了太多眼泪的缘故。

  季老有一个永久的悔,就是儿时不该离开故乡、离开母亲。

  季羡林6岁就离开生母,后来有两次短暂的会面,都是由于回家奔丧,呆的时间都很短。想着母亲多少日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,他发誓要在大学毕业后迎养母亲。然而,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他上大学二年级时,母亲就去世了。“当我从北京赶回济南,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,看到了母亲的棺材,看到那简陋的屋子,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,随母亲于地下。我后悔,我真不该,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。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,什么地位,什么幸福,什么尊荣,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……”此后数十年,季老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。直到耄耋之年,面影迷离模糊的母亲仍频来入梦,季老“总是老泪纵横,哭着醒来”。

  近些年,季老有一些师辈、故友相继故去,他在写悼念文章时,总是充满着悲哀,以至经常“泪眼模糊”,“泪如泉涌”,心灵颤抖。感情的丰富并非是因为年纪大了。1935至1945年,季老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。在那里,他有一位“母亲般的女房东”和两位导师: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和西克教授。1941 年季老获得博士学位后,曾一度尝试回国。其时,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入伍,只剩下西克教授,想到一离开德国,“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。我本来就容易动感情,现更抑制不住了,很想哭上一场。”后来二战爆发,季老终于没走成。战争期间物资缺乏,季老几年都是饿肚子的感觉,做梦都梦见家乡的花生米,因此他发愿要给西克老人增加点营养。他省下一两个月的奶油,又不知从哪里弄到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,以及一斤白糖,到最有名的糕点店烤了一个蛋糕。当他像捧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时,教授双手颤抖,叫来老伴,共同接过去,连声“谢谢”都说不出来了。虽然这给他自己腹中的饥饿之火又加了一把火,但却成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。

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

  季羡林6岁离开家乡,离开母亲,因为过早失去母爱而抱恨终天;但是,“乡间的坟墓里埋有莎士比亚”,也正是因为6岁离开家乡到济南,他才有可能开始读书识字,中国今日的学术文化也才有季羡林。

  1930年高中毕业,季羡林来到北平,同时报考北大和清华,结果被两校同时录取。在清华时,由于旁听了陈寅恪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,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。

  从清华毕业回济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之后,由于“天上掉下来的机遇”——清华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,立即写信报考,结果被录取。

  在德国柏林,羞与来镀金的有权有势的子女为伍,来到哥廷根大学。在哥廷根大学的第二学期,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,于是季老选修了梵文,几乎是他一个学生“垄断”课堂。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后,年已八旬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又走上讲台,教的依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。并且西克教授不久就告诉季老,要把平生的绝招全部传授给他,包括《梨俱吠陀》、《大疏》、《十王子传》,以及费了20年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。

  1946年从德国归来,经陈寅恪推荐,到北京大学。按当时规定,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,可是过了大概个把礼拜,季老就被定为正教授,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、文科研究所导师。
  
  即使在受到打击和摧残的时候,这种打击和摧残也往往转为“幸运”的契机,成了命运对他的“垂青”——

  “文革”时,季老最初是逍遥过一阵子的,后来由于看不惯北大“老佛爷”的倒行逆施,于是发了牛脾气,“自已跳出来”,反对“老佛爷”,结果被抄家、批斗,被打得头破血流……当他把积攒多时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,最后看一眼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,准备越墙而出到圆明园去的时候,红卫兵突然来敲门了。他被押去挨了一场十分激烈、十分野蛮的批斗,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。痛苦中他一下子得到“顿悟”:“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,是没有极限的。我能够忍受下去的!我不死了!我要活下去!”在那千钧一发之际,如果不是红卫兵把他拉去批斗,现在哪有季老?

  从“牛棚”出来后,季老被命令看楼门,守电话,成为一个“不可接触者”。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,“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,以消磨时光”。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《罗摩衍那》。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,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,白天守楼时,脑袋不停止思考,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。季老后来说,如果没有“文革”,如果自己不跳出来反对那臭名昭著的“老佛爷”,如果当时没有成为“不可接触者”,两万多颂、8卷本的《罗摩衍那》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。

  或许,将来人们可以仿太史公《报任安书》那段著名的话,续上一句:季老看门,《罗摩衍那》。“这就是人生。”

人民教育家——陶行知

       陶行知(1891~1946)伟大的人民教育家

       陶行知原名文,后改知行、行知,安徽省歙县人。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,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。1917年秋回国,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、教务主任,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。1920年,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。同年,与朱其慧、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,任执行书记,致力于平民教育。1926年,起草发表《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》。1927年,创办晓庄师范,任校长。九一八事变后,组织国难教育社,创办“山海工学团”,主张采用“小先生制”,实行“即知即传”。发起组织生活教育社。1934年出版《生活教育》半月刊。一二九运动后,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,与沈钧儒等联名发表《团结御侮》宣言,提出教育必须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的主张。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,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。著有《陶行知全集》(六卷)、《普及教育》(三集)等。

       在批判杜威“教育即生活”的基础上,陶行知提出“生活即教育”,“社会即学校”,“教学做合一”主张,形成“生活教育”教育思想体系。

      “教育即生活”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。在陶行知看来,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,教育含于生活之中,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,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。“生活即教育”的核心内容是“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”。陶行知认为,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,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,“过好的生活,便是受好的教育;过坏的生活,便是受坏的教育,过有目的的生活,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。”他还指出:“生活教育与生俱来,与生同去。出世便是破蒙;进棺材才算毕业”。可见,陶行知所说的“教育”是指终生教育,它以“生活”为前提,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。他坚决反对没有“生活做中心” 的死教育、死学校、死书本。

       陶行知认为,“生活主义包含万状,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”。“生活”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,而是“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”。“生活”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,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。“生活即教育”就其本质而言,是生活决定教育,教育改造生活。具体讲,教育的目的、内容、原则、方法均由生活决定;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;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;生活是发展的,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。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,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。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。陶行知认为:“在一般的生活里,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,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。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,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,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。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,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。”

      “社会即学校”来源于杜威的“学校即社会”,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。陶行知认为,在“学校即社会”的主张下,学校里的东西太少,不如反过来主张“社会即学校”,教育的材料,教育的方法,教育的工具,教育的环境,都可以大大地增加,学生、先生也可以多起来。“社会即学校”是与“生活即教育”紧密相联的,是“生活即教育”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,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。因为生活教育的“生活”是社会生活,所以“整个社会的运动,就是教育的范围,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”。

      “社会即学校”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、脱离人民大众的“小众教育”,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,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,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,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。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,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,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。因此“社会即学校”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。从教育内容说,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;从教育形式来说,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。“社会即学校”不是学校消亡论,而是学校改造论,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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